仇英,字實甫,號十洲,明代吳門四大家之一,出生于太倉,后遷至吳縣。早期為漆匠,后結識周臣,并在其門下學畫,尤其善工人物、山水。后期與收藏家的交往令其開始吸百家之長,臨摹前代名跡,有力地促進了他繪畫技藝的提升。其中,最出名的作品便是臨摹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此卷現被遼寧博物館收藏。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以下簡稱為“仇卷”)卷長987厘米,高30.5厘米。卷角下端署名“仇英實父制”,并蓋有“十洲”、“仇英之印”,可證明是仇英所作。此畫卷為仇十洲在原張擇端版的基礎上,在保留原有畫面構圖方式,遵循當時蘇州城清明時節的實際情況,運用青綠平涂設色的方式,重新繪制的一幅明代版本的蘇州城繁榮景象的畫卷。仇卷共描繪2200多人,每個人物身份角色、動作神態都毫無雷同。如此宏偉的歷史風俗巨制,展示了仇英出神入化的繪畫技能,也預示著其背后蘊含的學術價值之珍貴 [1]。 明式家具因其流暢簡練的造型、精湛高超的制作工藝,被譽為中國古代造物的代表和杰出典范,也成就其為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的巔峰之作。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中富含眾多不同場合、不同身份所使用的家具,為我們研究明式家具留下了極為詳盡的參考資料。本文將從仇卷出發,簡略地探析其中幾個生活場景中的家具特色。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中的店鋪用柜架、條凳和條桌在普通市民中最為常見 [2]。2 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中典型場景里的家具分析仇英版《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整個蘇州城的風物人情,從蘇州東部城郊鄉村經集鎮、虹橋再入城市中心區域,最后到西部城郊以水中臺榭為止。整個畫卷涉及了諸如戲臺、婚娶和趕集等多個生活場景,場面可謂是宏大生動。每個場景各有特色,毫無雷同。筆者特意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場景,對繪制場景中不同人群使用的家具進行分析。2.1 鄉間品戲時所用的家具此處描繪了東部城郊村口的簡易草臺社戲的場景。人群主要以城郊附近普通村民為主,與之對應的其使用的家具大都普通簡潔,無過多裝飾,以直足方材條凳最為常見。畫中臺下擠滿男觀眾,后排有男子直接站在長方凳上,凳面長而厚,腿足看似為方材制成,兩側設有橫棖。稍遠的圍欄外有些女子、孩童站在條凳上圍觀,此條凳造型簡潔,案頭兩端平齊,無束腰,案形結體結構,典型的夾頭榫結構,形如小案。一人扛著條凳進場,準備觀看社戲 [3](如圖1)。2.2 鄉紳住宅中的家具該場景主要描繪的是熱鬧的婚宴迎親場面,真實地反應了明代中期后的婚俗場面。畫面后部出現的小庭院,根據其注重考究的室內布置、精妙的裝飾,應為鄉紳住宅。其住宅內陳設的家具不同于一般鄉間村民,造型精致,注重雕飾。畫面中,在庭院中二樓露天陽臺上,布置著三個坐墩,露臺周圍則是一周朱欄。繡墩應為瓷制,表面施以青釉,配以卷云紋,秀雅大方。而在一樓,書房內擺放著一張畫案,此案上設有書函、香爐、花瓶。此案迎窗而設,簡潔的造型,案體為夾頭榫結構,直腿安有兩橫棖。明代士紳書房裝飾簡素,陳設布置較為簡單,充斥著“翰墨飄香”的氣息 [4](如圖2)。2.3 寺院中的家具此處畫面中描繪的是在河邊青松環繞的寺院中,三名仕女站在大殿前焚香拜佛的場面。四處檐角上安放的脊獸次序井然,整座寺院大殿裝飾富麗堂皇。主要反映明代當時寺院中的供奉用的家具情況,擺放布局上注重考究,造型上素雅,若為柴木一般加以髹飾。圖中焚香、燭臺皆放置在供桌上,桌形結體結構,桌面長而寬,無吊頭,無束腰,方材,帶有長條形牙條,通體素雅(如圖3)。2.4 商販店鋪中的家具虹橋上,設有一批打著類似于“零剪綾羅”、“兌換紋銀酒器”幌子的衣穿住行的固定攤位。商販在其攤位店鋪里所使用的家具,主要以迎合其買賣需求的擺放貨物諸如首飾、銀器、細果的簡易柜架和柜臺為主。商鋪家具造型較為簡潔,無過多裝飾,注重功能與實用性 [5]。柜臺面板較厚,通體較長,高度上符合小販的人體工學要求,無飾或輔以軟飾等垂掛于其上。柜子臺面上擺有形形色色的物件。在掛有“各樣金銀首飾”的棚內,靠虹橋邊立有一圓角柜,側面為攢框獨板,做工考究又獨特(如圖4)。2.5 木工作坊里的家具畫卷中,屋內掛有名為“太古冰弦”和“斫琴”匾額的店鋪旁是一處家具作坊。屋內一名木匠手執刨,制作春凳,后面分別擺放著已經制作完成的圓角柜和架子床。此處反映的是明代中期木工作坊里普通匠人所制作的家具,其做工精致,造型簡潔利落,種類繁多。正在被加工的春凳,形制同小榻。方腿無飾簡潔木板面心。靠墻而里的圓角柜,為經典的明式圓角柜,柜門以四根抹頭分三段攢框裝板,底倉面板則是攢框獨板,有柜膛,柜身側腳加大,柜膛加深。底棖下又施以素紋牙板。柜內置抽屜兩具。造工熟練精到,線條利落、平衡穩固。右方架子床為不帶門圍子的四柱床,三面圍子采用簡潔豎材直欞攢接,掛檐也用同樣的棱格,外觀更加整飭。腿足立于四角,面下有束腰,彭牙鼓腿,內翻馬蹄足。整張床既簡潔,又蘊含了“端活有度,繁簡相間”的特色,極大的體現出明代中期時期文人的審美意境 [6](如圖5)。2.6 士大夫住宅中的家具門上掛有“環翠”二字的匾額的廳堂內,布置豪華,剛好與嘉靖末年士大夫“治園亭”的歌舞生活場景相符[7]。士大夫所使用的家具,結構上注重適宜嚴謹,造型上強調清雅脫俗,材質上推崇古樸自然,裝飾上但對繁縟復雜。文人士大夫將其體悟自然,天人合一的心態融合在家具中,使之成為明代審美文化的典范,陶冶情操的工具 [8]。門口八仙桌上放置著香爐、花瓶等器,后面立著一座巨型屏風。此八仙桌為有束腰結構,馬蹄內翻足,面板為噴面式,面心為石面心。接著是衣著粉袍,頭飾方巾的主人與訪客在河水流過拱橋的廊榭里欣賞著院里的美景。右邊會客廳內,布置著三把圈椅,后方一張畫桌,桌上則擺有花瓶、香爐和水壺,而墻壁掛著一幅水墨蘭竹圖。圈椅,扶手不出頭,與鵝脖相連,背板為通體素色獨板,無束腰,足端施以步步升管腳棖。畫桌面寬而長,內翻馬蹄足形,為典型的明式畫桌式樣(如圖6)。仇英將明中期蘇州城里的文人士大夫深宅、郊外的鄉紳小院、酒館茶棚、商販店鋪等屋內的陳設進行了細致的描繪,家具考究,鋪陳文雅,是為數不多的全方位、準確地還原了當時蘇州城內的家具圖像的繪畫。仇英版《清明上河圖》流傳至今,既是中國古代繪畫史上承前啟后的風俗巨作,也是研究明代中后期社會生活和文化史的有力圖證,對它的進一步研究對真實解讀那時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家具使用情況、室內布置陳設是大有裨益的。